我国每十双鞋子中，就有一双产自温州，全球每7双女鞋就有一双是温州出品的，温州每年向全世界提供了12亿双鞋子，创造了1100亿元的产值，“中国鞋都”名不虚传。

在温州近5000家制鞋企业中，各路老板能人辈出，王跃进便是其中一个无法忽略的人物。

他曾经风光无限，一度被誉为“中国鞋王”，却因违法、贪婪导致血本无归，欠债1.6亿，两次远走澳大利亚。

王跃进是怎样从辉煌走向落幕的？他的经历有何借鉴意义？王跃进刚出生时，正赶上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父母在集体劳作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全家的温饱，多年以后，王跃进仍对当年的穷苦生活记忆犹深。

他从小比较顽皮，坐不住板凳、耐不住寂寞，这种不安分的性格对他以后的事业起伏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从进入学校起，王跃进就不是一名好学生，他不喜欢枯燥的学习氛围，迟到、逃学是家常便饭，成绩自然是惨不忍睹，勉强读完初一后，王跃进便辍学回家干点零活，稍大一点就在集体挣些工分补贴家用。

时间一晃，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一次春节的聚会改变了王跃进的命运。

大年初一去外婆家拜年时，父母亲长吁短叹道：“儿子没有文化，也没有一技之长，以后可怎么办呢？”回家过年的舅舅听到了，就说：“我们鞋店正好要招一批学徒，我和领导说一声，你就做我的徒弟吧！”王跃进心里并不是很喜欢做鞋，何况当学徒只管饭，没有工资，但转念一想，总比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要强，机会难得，他就答应了。

王跃进虽调皮，但干起活来可一点都不含糊，加之他的头脑特别灵活，学起技术来特别快，舅舅也是倾囊相授，王跃进很快就掌握了全套制鞋技能，在一帮学徒中脱颖而出。

他率先出师，成为了一名合同工，做一双皮鞋能挣到两元钱，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

改革开放后，王跃进的心思也开始活跃起来，当时，温州处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要领先于内地，王跃进便决定辞去工作，去温州城内闯荡一番。

来到温州市后，王跃进眼前一亮，他认为这里才是最适合他发挥的舞台，凭着一手娴熟的制鞋技术，王跃进很快就在一家鞋厂找到了工作。

因表现出色，半年后，王跃进被老板提拔为主管，他一个月挣的工资比之前一年挣得还要多，王跃进仿佛看到一条康庄大道就在眼前。

当时温州的制鞋业正处于腾飞初期，全国各地的订单如雪花般飞来，每个鞋厂加班加点、开足马力仍然是供不应求，老板们数钱数到手软，各种大大小小的加工厂和配套供应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王跃进敏锐地察觉到创业的时机已经来临，于是果断辞职下海，在1984年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鹿城跃进皮鞋厂。

王跃进做主管时积攒了一些人脉，手底下也聚集了一批技术过硬的工人，借着当时大好形势的东风，王跃进的皮鞋厂很快就走上了正轨，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但一段时间后，王跃进就发现了问题，尽管自己的产品质量很优秀，但销量和价格却很难突破。

王跃进去当地的批发市场和同行工厂走访了一个星期后，他发现，市场上所有的皮鞋款式过于单一，几乎都是“老三样”，消费者陷入了审美疲劳，质量再好的鞋子也只是代步工具而已，刺激不了购买欲望。

他回来后，立即着手对产品的款式进行改进，王跃进从杂志上收集了国外流行的皮鞋图片，结合中国人的脚形和习惯，设计出了几款新的样式，通过打样后定型，开发新的模具上线生产，产品投入到市场后，一炮走红，消费者争相购买。

各地的批发商也纷纷上门前来订货，王跃进借机扩大厂房，招兵买马，尽管如此，产品仍然供不应求，王跃进尝到了创新的甜头，迅速积累了第一桶金。

当时的温州市场非常活跃，许多小作坊鱼龙混杂，他们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以次充好，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

一些消费者在商场花高价买了一双锃光发亮、款式新颖的皮鞋，结果还没出大门就开了胶，“温州货”一时成了质量低劣的代名词，许多地方的工商管理部门都把温州鞋子当做重点打假对象。

王跃进的工厂当然也受到了波及，如何做到不被“劣币驱逐良币”？王跃进又动起了脑筋。

他找到深圳的一家印刷厂，制作了一批防伪信誉卡，每双鞋盒里都放有这么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质量标准和质量承诺，并印有详细的地址和联系电话。

没想到，这张小卡片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种有质量问题包退、包换、包赔的承诺，彻底打消了消费者的顾虑，经销商也愿意代理这种没有风险的鞋子，王跃进工厂的订单迅速回升。

他的产品与客户群体，彻底从小作坊的包围中冲了出来，拉开了与那些小厂的距离，而国家的产品“三包”规定多年以后才开始实施，这充分证明了王跃进的远见卓识。

尽管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王跃进没有满足于现状，他趁热打铁，1990年将工厂更名为“霸力鞋厂”，注册了“霸力”商标。

经过几年的用心经营，“霸力”品牌的口碑直线上升，在1993年“中国首届鞋王杯”的评比中，霸力鞋厂夺得了“中国鞋王”的桂冠，王跃进从此多了一个“中国鞋王”的称号，在行业中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王跃进在品牌建设方面非常舍得下功夫，为了更好地宣传产品，他成功地策划了一次“两大两小”的活动。

他用了7张水牛皮，历经数月，用手工打造出了一只世界上最大的男式皮鞋，这只皮鞋长达2.05米，随后，又做出来长达2.4米的世界最大女式皮鞋，相应的，也造出了两只世界上最小的皮鞋。

两只大鞋上面能站4、5个成年人，而两只小鞋却只有拇指大小。

鞋子做出来后，王跃进举行了隆重的发布会，一时间，各路好奇的媒体纷至沓来进行报道，“霸力鞋业”白白赚了一大波免费广告。

王跃进随即向吉尼斯申请世界纪录，当四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通过后，“霸力鞋业”开始向全球招商，这次策划让王跃进以极低的成本赚足了眼球，提升了“霸力”的品牌形象，实在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2001年，王跃进如法炮制，用38张牛皮造出了一双超过一吨重的“巨无霸皮鞋”，他邀请身高2.55米的“巨人”王峰军做代言人，在全国巡回展示，所到之处，轰动一时，不得不说，王跃进在营销方面还真有独到之处。

精湛的技艺，加上出色的营销，让王跃进成功地站上了风口。

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到1994年，“霸力鞋厂”拥有了8条生产线，年收入超过2亿元，而在温州，当时能拥有两条生产线，都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王跃进顺势而为，将“霸力鞋厂”改组为“霸力集团”，这是浙江省皮鞋行业的第一家企业集团公司，王跃进成了名副其实的“鞋王”。

王跃进事业取得了成功后，他本人被推选为温州鞋业协会的副会长，功成名就后，王跃进便有些陶醉于鲜花和掌声之中，失去了之前锐意进取的劲头。

在一次与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的交谈中，王跃进得意地说：“你看我这个集团公司怎样？要不，你也去弄一个？”郑秀康回答道：“我的‘鞋底’还没做扎实呢，再说吧！”做企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王跃进稍微一打盹，许多鞋企同行就追赶上来了。

奥康、百丽、森达等新秀依次登场，实现了对“霸力”的赶超，长江后浪推前浪，新的“鞋王”不断涌现、更替，王跃进的“霸力集团”有些力不从心，渐渐显露出颓势。

随着品牌影响力的下降，附加利润也开始下滑，企业的经营出现了瓶颈，幸好原先在海外拓展的市场还不错，企业才得以勉强维持。

如果王跃进此时能静下心来，总结原因，练好内功，以他的能力和底蕴，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王跃进的心态还没有调整过来，他认为靠老老实实做鞋子利润太低，赚钱太慢了，脑袋聪明的王跃进想出了另外一个主意，因一念之差，他铤而走险，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2003年，王跃进以虚假的出口皮鞋订单，从广东保税区购进了一批价值7000多万元的进口牛皮，按规定，他应该将牛皮加工成皮鞋后，完成外贸订单，然后出口到指定国家，但王跃进却将这批免税的牛皮直接转卖给了其他制革厂，迅速赚取了大量的利润。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这笔订单迟迟没有出口，引起了温州海关的怀疑，海关走私稽查部门开始对“霸力集团”立案调查。

得知公司银行帐号被警察查封后，王跃进预感到大事不好，他匆忙收拾行李，买上机票逃往了澳大利亚，连公司的高管都没有通知一声，警察第二天上门来找王跃进时，他已经逃之夭夭。

早在几年前，王跃进就在澳大利亚设立了分公司，将其作为进军海外的大本营，同时也在当地置办了别墅，孩子在澳大利亚上学，全家都取得了澳大利亚的居留权，因此，他遇到危险，自然就会往澳大利亚跑。

虽然暂时逃过了法律的制裁，但王跃进心里还是放不下温州的公司，毕竟那是他多年打拼下来的数亿元资产，还有上千名员工没有安置好，于是他电话联系了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

周德文是王跃进创办企业的领路人，王跃进对他非常信任和尊重，他一方面请周德文帮他看管一下公司，另一方面请他帮忙去和政府协调一下案情。

周德文的尽力奔走果然有了效果，当地政府考虑到霸力集团的影响力和曾经作出的贡献，加之为了保证工人的就业，经开会研究后，同意对王跃进从轻处罚。

王跃进在澳大利亚的这几个月是度日如年、忐忑不安，听到事情有了转机后，顿时心神大定，他决定尽快回国投案。

温州法院念其初犯，对他进行了从轻处罚，在补缴了900多万元税款和拘留了三个月后，王跃进重新回归经营“霸力集团”。

王跃进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虽幸运地逃过了一劫，但此次走私出走事件极大地打击了王跃进，他如惊弓之鸟，开始变得低调起来。

霸力集团也因此信誉受损，失去了以前的锐气和人气，开始走下坡路，王跃进后悔莫及，悔不当初。

回国后，王跃进进行了一些反思，他认为制鞋业已高度饱和，很难有太大的突破，“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必须寻找其他的投资途径。

于是，王跃进将鞋厂交给妻子和儿子管理，自己去考察新的项目。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4年底，在广西贺州的一个招商会上，一个平桂矿区的项目引起了王跃进的兴趣。

当时国内的煤矿开采热火朝天，各路煤老板一夜暴富，赚得盆满钵满，王跃进在澳大利亚期间，也了解到国际金属价格一路上扬，行情看好，于是他决定抓住机会，向矿产行业进军。

王跃进当机立断，说干就干，他和贺州矿务局签订了协议，以2000万元的价格接手了平桂矿区。

2005年4月8日，“浙江霸力集团贺州矿业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王跃进正式跨入了矿产行业。

2006年，王跃进又投资近5000万元，取得了路花、贺县两处矿山的探矿权和白面山矿山的开采权，王跃进充分显示了温州商人的魄力，他的目标不仅仅是地下的矿产，更主要是想整合成一个矿业集团，最终打包上市。

一次在温州机场，王跃进碰到一个鞋厂老板，对方看他带着孙子，以为王跃进是要出去旅游，没想到，王跃进回答道：“我去广西开矿了！”，对方大吃一惊，竟然呆立当场，由此可见王跃进转型的跨度之大。

因为一个人管理不过来，王跃进便将儿子抽出来和自己常驻广西管理矿业公司，将鞋厂留给妻子一个人打理。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王跃进过于自信，低估了矿产行业的复杂性，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王跃进很快就感受到了压力。

首先，平桂矿区是一个以大理石和金属矿产为主，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矿，鼎盛时有近万名职工，矿区内学校、医院一应俱全，大量的退休人员、下岗职工形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加之采矿设施老化，急需更新才能形成产能。

王跃进请专业人士前来测算了一下，估计需要投入2亿元才能完全走上正轨，此话一出，王跃进如同当头被浇了一盆凉水，他根本没有这么多资金，只能从局部开始下手，积累资金，滚动开采，之前计划的尽快启动大规模量产，迅速致富的想法成了泡影。

其次，王跃进在温州当老板多年，形成了强势、独断的管理作风，这在经济发达的温州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观念相对落后的广西山区，双方就产生了冲突。

面对争论较多、效率低下的状况，王跃进非常生气，经常在会上斥责部下甚至高管。

有一次，一名中层主管开会迟到了一分钟，王跃进将他当场免职，他在两年内竟然更换了10个副总，这就导致王跃进与本地化干部脱节，人心不稳，下属们背后都叫他“霸王”。

王跃进的独断专行，还导致一些合理化建议都听不进去，他计划花500万元购买20辆大卡车运送矿石，有干部建议租车以节约资金，王跃进却坚持己见，让本就不宽裕的资金更加紧张。

王跃进的这种性格还体现在外部关系上，他一度与当地政府闹得很僵，直接导致矿区在2006年被查处了好几次。

真正压垮王跃进的还是资金链的断裂，因妻子不善于管理，温州的鞋厂处于亏损状态，无法为矿区提供现金流，让王跃进故此失彼。

从2007年开始，国际上铁矿石价格一路下跌，矿区主力产品锡粉从年初每吨10万元的价格跌到年底不到5万元，这就意味着自身也无法造血。

为了维持生产，王跃进咬牙将温州打算用来建厂的两块地皮抵押，向银行贷款输血，随着借款趆来趆多，王跃进的“霸力集团”已不堪重负，每个月的利息就高达上百万元，2008年，供应商的货款和员工的工资已经无法正常支付。

据统计，公司所欠五家银行的贷款高达1.1亿，民间借款约有4000多万元，加上拖欠供应商的款项，“霸力集团”的总欠款超过了1.6亿元。

至此，王跃进每天被催债的电话搅得焦头烂额，再也无心经营公司。

2009年8月7日，重压之下的王跃进故伎重演，再次选择了跑路到澳大利亚，十天后，鞋厂主管才宣布：“王老板都跑路了！大家停工吧！”工人们顿时目瞪口呆。

在联系不上王跃进一家人后，两地政府出面接管了“霸力集团”，昔日车水马龙的厂房面前已冷冷清清、破败不堪，让人唏嘘不已。

周德文很不理解王跃进的跑路，他认为如果把“霸力集团”的地皮和全部资产处理掉，不会低于2个亿，偿还债务是没有问题的，何况，一年不到，国际上铁矿石的价格又恢复了正常水平。

至于真相如何，只有王跃进自己心里清楚了，也许是心态已然崩溃了吧？王跃进白手起家，从一名学徒成长为“鞋王”，其能力是无庸置疑的，终因一着不慎，而导致满盘皆输，一代“鞋王”就此黯然谢幕，是本身的格局有限，亦或是时势使然？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不知已年过六旬的王跃进呆在遥远的澳大利亚，是否会时常回忆起当年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