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朝全的报告文学《一位叫“大连”的志愿者》于3月1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
文章讲述了一位“误入”武汉城又不愿沦落街头的大连小伙子蒋文强选择自愿去医院红区当清洁工的故事。
本文为无删改版。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大连小伙,还不满28周岁,因为名字“蒋文强”里有个“强”字,我们就称他“小强”吧。
小强原先的计划是要从上海转乘高铁去长沙谈一桩合作的生意。
2月13日路过武汉时,却阴差阳错地下了车,从此开始了他悲欣交集的一段奇幻经历。
误打误撞到了武汉小强1992年5月出生,在大连经营着一家手游工作室,已婚,儿子还不满3岁。
过完元宵节,小强计划去长沙出差。
他每年都要去长沙,找和他一起做手游工作室的师傅,一起去买今年的脚本和IP。
这时全国的疫情防控正处于胶着状态,尤其是湖北和武汉的疫情正是最严峻的时候。
家里人很担忧,但是小强在网上查询了一下,看到湖南和长沙的疫情并不严峻。
于是就极力地安慰家人,说自己去谈生意,谈好合作就回来,不会有什么事。
于是他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只背了一个背包,里面带了一两天的洗漱用品、两双袜子、一条内裤、一条裤子和一件衣服。
小强的师傅住在岳阳。
小强计划飞到长沙和师傅会合。
但是上网一查,大连到长沙的机票2000多元,太贵了!而沈阳飞上海的机票却是“白菜价”,于是他打算先飞到上海,然后再倒高铁去长沙,加上在上海住上一晚的花费总共才1000多元,还能省出七八百元。
上海到长沙的高铁要经过岳阳,小强的师傅说:那你不如直接到岳阳东来找我,我开车带你一起去。
2月12日,小强从大连到了沈阳,从沈阳乘飞机到了上海浦东机场,在上海住了一晚。
2月13日早上8:24,小强准时坐上上海虹桥开往长沙南的G576次列车。
他买的车票是上海到岳阳东的二等座,3车6F靠窗的座位。
车厢里人很多,大家都戴着口罩。
彼此都不交谈。
小强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直在玩手机。
前一天晚上他吃了一碗泡面,早上没吃饭,快到中午时,他感觉肚子有点饿,就走到8号餐车买了一份盒饭。
他看到车厢里有很多空位,就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吃饭。
火车下午2点半就到岳阳,再走回拥挤的3车厢实在有点麻烦,因此,吃完饭他就继续坐在座位上玩手机。
玩了不到一小时,就听见列车员喊:武汉站到了,请8号车厢的全体乘客下车。
13:25火车准时停靠在武汉站。
车厢里嘈嘈杂杂的,只有小强还坐着没动。
长沙是终点站,他才不着急呢。
这时,就听见乘务员大声问他:小伙子,你怎么不下车?小强回答:我到岳阳东,不是到武汉。
列车员问:你在几号车厢?小强回答:3号车厢。
那我回自己车厢去!列车员说:这节车厢人家都是到武汉的,你跟他们坐在一起这么久,为了整车人的安全着想,我们不可能再让你回3号车厢,也不可能再让你继续往前走,你还是跟他们一起下车吧!这时,小强才注意到他身边坐的几个人果然都已站起来拿好行李准备下车。
前面是一位大叔,右边是夫妇俩带着一个孩子,后边还有一个大学生。
小强拿着自己的车票想走近去和列车员说理,列车员却一个劲地往后退,说: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没办法,小强不想为难人家,就从高铁上下了车。
下车后没几个小时,他就后悔了。
因为当时他如果强硬地要求留在车上的话,列车员也未必能赶他下去,毕竟他手里的车票是到岳阳东而不是到武汉,况且,他是从大连来的,既不是患者也不是疑似患者,甚至也不是密切接触者,谁也不能强迫他下车。
但是,这个一米八三的小伙子觉得人家那么催促他下车,那话说得让他实在不好意思再硬留在车上。
他心里想,既然武汉站可以下车,那就说明高铁还开,自己可以再上别的车。
G576在武汉站停了几分钟就开走了。
站在站台上,小强不知所措。
这时,他看到刚才坐在前面座位上的那位大叔,就走过去问他是到哪里去的。
大叔回答自己是回武汉的医生,要回去参加一线的救治工作。
小强就问他:您能不能捎我一程?于是大叔就捎了他一段路,然后给他放了下来。
得想法离开武汉!小强心想。
他打开手机,发现离汉火车票全部停售。
他又用滴滴打车搜索可以离开武汉的交通工具,结果发现所有的快车、出租车、顺风车全都停了。
他这才想起来,武汉已经封城,所有人现在都出不去。
虽然在大连的时候看新闻就知道武汉已经封城,但是只有到了武汉,他才意识到什么叫封城,也就是所有留在武汉的人都不能离开武汉!想起此前在手机上也看过那些新闻,不少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只能睡地下通道或者停车场,他想:我有手有脚也有脑袋,我可不能学他们流浪街头。
他给110打电话,希望警察能帮他带他离开武汉,他也给120打过电话,对方都回答,现在没有车可以离开武汉。
没办法,既来之则安之吧。
下午时,小强给家里打电话说自己被困在长沙了,暂时回不了家。
他心想,如果家里人知道自己的处境,肯定会急疯了。
小强打算给自己找家酒店住下来,但他搜索遍了各种网站也订不到酒店。
他在马路上走来走去,看到的商店都是关着的。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起了小雨,天气变得阴冷。
天很快就要黑下来了。
小强想,也许可以找志愿者看看能否帮自己。
当他在网上搜索本地志愿者时,网页下方突然蹦出了一则招聘信息,上面赫然写着四个字“包吃包住”!这四个字吸引了小强。
一开始他想避免去医院,因为医院都收治有患者。
他先看到了一个负责道路清洁的工作,就给对方打电话,对方回答:你能过来吗?小强回答:我过不去,我没有车。
对方说:我们也真想用你,但确实没办法来接你。
小强又打了第二个电话,是招聘一名司机的。
对方说:如果你想来的话得自己带车,要是你没有车的话,就得等。
但是小强等不起呀,天就要黑了,他得立刻马上找个地方住下。
怎么办呢?这时他想起2月8日大连新闻里播过的大连派出医疗队支援武汉。
于是他就想,要不就去医院当志愿者,医院总不会让自己回家,总会管吃住吧?但是他不知道大连医疗队在哪一家医院。
他通过网络地图搜索了一下离自己最近的医院。
有一家武汉市第一医院,他就给医院打去电话。
对方说:来吧!我们正缺人。
小强问:能不能开车来接我?对方说:行,但你得等一等,因为我们现在车辆也紧张。
折腾了一下午,这个年轻人又感觉肚子饿了。
他在街上走来走去,好容易找到一家开门的小店铺。
看到有方便面卖就问店主:多少钱一桶?对方回答:40元。
小强说:怎么这么贵呀?对方说:要不你就别买了,我们还想留着自己吃呢。
天黑透了,这时候去哪里买吃的呀?无奈小强只好买了一桶面,跟人家要了开水泡着吃。
吃完饭在原地等了40分钟左右,医院的车来了。
就这样,当天晚上9点,小强来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
时间太晚了,医院一时也没法给他安排合适的住处,于是就让小强暂时在地下车库搭个简易床对付一晚上。
地下车库保安亭那里有一张桌子,小强把桌子搬开,把医院给的一张折叠床打开,盖上医院给的一条被子。
又累又冷又担惊受怕的,一晚上小强都没睡好。
半夜他听见有人在恸哭,然后就看见医院的工作人员推着一具尸体送到殡仪车上,家属就跟在后面哭,既不能靠近去看也不能去触碰他们逝去的亲人。
小强感觉,死亡离自己很近,非常恐惧,他被吓哭了。
这时他才真的害怕起来:医院这里是最危险的地方,如果自己一不小心被感染的话,做最坏的打算,自己也有可能这样……向家乡求救第二天2月14日是西方的情人节,这个日子小强本该留在自己的爱人身边,陪儿子一起享受难得的长假。
他怎么也没想到,一早起来自己就要开始工作。
小强原本想得很美,到了医院,人家怎么着都会花一两天培训培训自己这样的新手,他先去医院混两天,在两天里兴许就找到办法离开了。
但是,那时医院人手特别缺乏,根本没时间给他做细致的培训。
督导老师让小强跟着自己学,教他怎么穿脱防护服,给他分配了任务。
然后,小强就直接进到9楼的病房里。
他负责的是23病区。
小强人高马大,防护服和手套都没有适合他的尺寸。
穿好防护服,他总觉得不是这儿不对就是那儿不对。
刚进病房,他稍微一使劲儿,手套就从袖口那里崩开了,他特别害怕,因为手腕的皮肤都裸露出来了。
来武汉支援的南京鼓楼医院医疗队护士长朱欢欢赶紧带着这个笨手笨脚的小伙子出去并给他消毒,然后又给他找了一副长手套戴上。
从那天起,每天朱护士长都要从南京医疗队给小强拿一副长手套。
小强怀疑护目镜也有问题,一吸气总觉得眉毛那里有凉风。
他很担忧,赶紧找到督导老师:我感觉空气会漏进去,跑到眼睛里,会不会被感染到?督导老师回答:只要没有唾沫或是固体的东西沾到眼睛上,有护目镜挡着就没问题。
但是小强还是半信半疑的。
他又接连问了好几个护士,大家都说没问题,他这才相信。
别人都是戴两层手套,小强却坚持要戴三层,袖口处还用胶带重重捆起。
医院分配给小强的工作是清理患者的生活垃圾,还有拖地和卫生消毒,每天他需要到每个病房去收集垃圾然后放到电梯口。
开始时一天工作12小时,早上7点开始上班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到5点,傍晚6点到晚上10点。
早上进去收拾一下70多位患者前一天晚饭的餐盒,然后分发早饭;中午时去收一下早饭餐盒,分发午饭;傍晚去收午饭的餐盒,再分发晚饭。
每天早上7点他还负责给医务人员进行消毒,往他们的鞋底上喷洒消毒液。
晚上下班前还要负责收拾医护人员脱下来的防护服。
他每天要3次出入病房,因此要换3套防护服。
第一次到病房里收饭盒,小强伸手拿起饭盒,感觉饭盒下面黏黏糊糊的,糟糕,有水!他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完了,完了,我被传染了!手里拿着饭盒,一时竟不知下一步该做什么。
当他终于把饭盒放进垃圾袋掉头就要走出病房时,却又听见患者喊:小伙子,还有垃圾桶。
小强一看,垃圾桶里有吃剩的苹果核、酸奶盒,这些都沾过病人的嘴,肯定都有病毒呀!小强心里怕极了。
他慢慢地蹲下去,感觉风就从自己的脸颊两边被挤了出来。
他都不敢再站起来,心想:我一站起来,脸颊就会再吸进空气啊!一整天,小强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
晚上,医院方面告诉小强,已经给他安排好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酒店住宿,一个人住一个带卫生间的独立单间,里面有电视,还可以上WiFi。
下了晚班,昏暗的路灯照着空旷的马路,小强一个人走回酒店。
这个爱唱歌的年轻人轻轻地唱起了歌手海鸣威主唱的一首歌:我走在没有你的夜里好大的北京我哭都没有了声音我坐在没有你的家里好冷清你走得如此地肯定我躺在没有你的回忆冷冰冰我痛都没有人伤心我站在没有你的窗前看孤独的风景……此时此地,他觉得,这首歌唱的正是自己心里真切的感受。
这天夜里,小强内心非常惶恐,害怕病毒会找到他。
他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
现在他孤单单一个人在武汉,人生地不熟,连一个认识的人、一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
他原以为到医院里当志愿者肯定会和患者保持很远距离,没想到志愿者和患者几乎是零距离。
而他看到那些医生也都把患者当作普通病人一样,给他们做化验做检查时都离他们很近。
他一宿都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第二天早上,小强打起精神到病房去,看到75床的老大爷一直在流鼻血,用手纸在擦,然后从床上扔到垃圾桶里。
但是老大爷扔得不准,不小心扔到了正在收拾卫生的小强腿上。
小强心想:这下完了!跑不了了!自己肯定被感染了!旁边的护士看到他有点儿发怵,就对他说:小伙子,你去把撮子拿来,再拿点卫生纸来,我来帮你一起收拾。
做保洁的通常都是年纪较大的叔叔阿姨,护士一看小强这么年轻,就知道他以前肯定没干过保洁。
小强自己不敢动,看着护士拿纸去包地上的血再往垃圾桶里放,心里非常感动,他对她竖起了大拇指,说:你是真汉子!比我都爷们儿!护士看到小强害怕的样子,就对他说:要么你现在就出去,把你的腿处理一下,然后把手消消毒。
小强如获大赦,他是真的怕了,这地方没法再待下去!他赶紧出去把防护服都换掉了。
两天来这一连串的打击让小强心里打起了退堂鼓:我得赶紧另外找工作,这个活咱不能干了!但是,当他上网搜索,却发现但凡是招人的,都是医院。
是啊,这种时候,工厂企业几乎都已停工,哪里还有工作做?当下武汉最缺人的就是医院!2月16日是小强到医院工作的第3天。
每次看到患者痛苦的样子,窒息,剧烈的咳嗽,他心里就特别恐惧和紧张。
前一天和他说话的一名患者进了ICU,隔壁病房传来谁又被列为疑似病例的消息,小强都感到心惊肉跳。
以前他在电视上看新闻,知道新冠肺炎会导致患者死亡,但在电视上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的数字,并没有什么切身的感受,来了医院以后他才看到,死亡真的就近在咫尺。
一整天小强都把心提在嗓子眼。
到了晚上,他感觉自己呼吸和胸口都挺沉重,他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染病了,一直到半夜三更都睡不着。
他想,自己在武汉这座城里无人认识,也不敢告诉家人自己滞留在武汉,更不敢告诉他们自己待在医院里,那会把他们吓坏的,因此没有一个家人或亲友知道他在这里,如果万一他被感染了,那就真的永远回不了家了……他越想越怕,他想向人求救,他给自己能想到的求助部门都发了求救微信和短信。
这时,他也想到了自己在大连开车时经常听的大连交通广播。
2月17日凌晨1:15,小强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出了一条求助微信。
17日早上,大连交通广播电台《欢乐同行》主持人高峰在节目直播中发现了这条特殊的消息,这是一位微信名叫“时光手游”的听众发来的:记者你好,我是一名在大连长大的大连人,目前我被滞留在武汉,我目前在武汉第一人民医院做一名义工,每天会面对70多个病人,跟他们零距离接触,每天会看到很多患者病危,甚至死亡的都有,慢慢地我觉得害怕了,但是不敢跟家里说我在武汉,更不放心跟家里人说我在医院做义工,每天在病房工作6个多小时。
我看到大连来了医疗队,但是找不到他们,我特别想跟家乡的人在一起奋斗。
有时候我很怕自己被感染,没机会再回去见到我的父母、妻子,还有我不满3岁的儿子。
不敢跟父母打视频电话!真的很害怕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但是作为一名中国人,大连人,我不畏惧病毒,可是作为一名儿子、丈夫、父亲,我惧怕再也见不到他们,我还有我未尽的义务!给你们发这个信息,我是想如果真有不测,我希望你们能帮我告诉我的家人,告诉我的儿子,他的爸爸是个勇敢的中国人,是个勇敢的大连人。
我叫蒋文强,身份证号是210……电话是199……希望你们可以帮我转达!此致,敬礼!一名奋斗在一线的、普通但却勇敢的大连人!节目播出后,听众纷纷留言,大家都感到非常震撼和感动,同时也不断地为他鼓劲加油,鼓励他勇敢坚强。
大连交通广播迅速反应,立即成立了多名记者和主持人组成的援助报道小组,组织记者核实信息,联络主管部门进行帮扶。
高峰负责联络小强,姜馨然负责与湖北当地楚天交通广播对接,高林负责联系大连市卫健委……当天晚上20:36,节目组的记者联系上了小强。
小强说:我不奢求现在就能走了,只想大连的医疗队如果有返回大连的,第一批带上我就行,特别感谢你们!我联系了好多部门,只有你们给我答复。
现在其实着急也没用,不着急,我在这每天也有住的地方,一日三餐都有,也当是为国家尽一份力。
电台的记者姜馨然感觉小强的心理状态很糟糕,急需心理辅助,他需要别人的倾听和支持,需要进行心理的疏导。
于是,大连电台紧急行动,联系上了派驻雷神山医院的大连援鄂医疗队,帮助小强和医疗队的大连医科大学附属新华医院领队刘医生联系上了。
刘医生告诉小强,因为他平时不常戴口罩,现在长时间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戴着N95和医用外科两层口罩,感到胸口沉重是很正常的。
听了刘医生的这一番话,小强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落难到孤岛上的人,忽然看到了一条船,看到一条可以带自己回家的船,那种得救般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
从那天起,刘医生就经常和小强保持联系,询问他的近况,每次都提醒他,在医院病房这种特殊的环境,一定要按照规范的程序做好个人防护,只要做好了防护就可以避免被感染。
这天中午,在住宿的酒店大堂外,一群医疗队员正在合影。
突然,小强听到有人喊他:小伙子,你抢镜了!小强一听,这些人的口音和自己有点像,就问他们:你们是哪里来的?对方回答:我们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一院派来的黑龙江医疗队。
小强说:我是大连来的,我们是东北老乡。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黑龙江医疗队的领队和小强互加了微信。
晚上,医疗队给他送去了许多吃的:红肠、士力架和各种零食,还送去了沐浴露、洗发水和剃须刀。
因为他们送的吃的太多了,小强就给住在同一层楼的护士和义工都分了一些。
他说:别人送给我的,我也应该分给他人一些。
现在,有了乡亲们做后盾,小强从心底里生出了一份责任,他不再感到那么恐惧和孤独。
他开始体会到了来自社会越来越多的爱。
每天工作之余,他就站在护士站旁看她们在忙碌,看她们怎么跟患者打交道,开始主动找她们聊天,问:护士姐姐,你们这样零距离接触患者不怕被传染吗?护士开始时以为小强是一名男护士,得知他是应聘到医院做保洁的义工,就耐心地告诉他:我手套虽然碰到患者了,但立马做手消就没事了。
记住,你一定要养成这个好习惯,从病房里出来,不管你手碰没碰东西都立马做手消。
另外,在病区里不要用手去碰身上的任何部位,因为在脱防护服时你不知道哪里是被沾染过的。
就这样,护士姐姐一点一点地教他。
小强自己也一点一点地积累,一天天地跟着这群姐姐们上班,他开始慢慢地战胜了恐惧。
但是,他的心里还是很排斥同患者说话。
每次进病房,他都是先吸一口气,然后憋住气再走进病房,快快地收拾完就赶快出去。
那些患者以为他是医生,都主动跟他说话,但是小强总是很抗拒,他不想和他们说话。
小强喜欢和护士姐姐们聊天。
护士们知道了他的经历,都说他真是个人才,夸他挺机智勇敢挺棒的。
有个护士说:你的经历让人想到了电影《人在囧途》。
她们真的就像小姐姐一样地呵护和关爱他。
突然就变成了网红2月24日,农历二月二,龙抬头。
黑龙江医疗队专门送给了小强一套理发器,让他给自己理发。
小强没想到老乡考虑得这么周到,特别感动。
朱欢欢护士长也像亲人一样地关心和照顾小强。
小强感觉自己虽身在异乡,但好像一下子多了好多的家人。
2月26日,病房里有位40多岁的女患者治愈出院。
小强很惊奇,就跟她聊天,问她这个病究竟是什么情况。
这位大姐把小强当成了医生,流着泪连声道谢: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小强心想:这个病真能治好啊!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治愈病例他都没有感觉,现在自己眼见为实,看来这病有治。
他又揣摩:大姐都40多岁了,自己抵抗力和体格肯定比她好,即使感染了也一定能治好。
这下,他才真正放下心来。
2月27日起,大连交通广播电台FM100.8每天7点、9点、11点、13点、15点、17点、19点,通过官方微信、微博和抖音同步推出了交通广播纪实系列专题《大连义工小强的武汉日记》,受到了越来越多大连人的关注。
小强的心态也越来越平稳了,他已经从义工转成了志愿者,劳动强度也降低了,每天只需工作6个小时。
大连乡亲们的赞扬给了小强莫大的精神鼓舞。
他感觉整个家乡的人都是自己的后盾,身在武汉,他也感受到在疫情面前不分你我,全国各地来的医疗队都是一家人。
他们就像家人一样给了他很多的帮助。
既然他现在做了志愿者,就要对得起这三个字,努力去做好,让各地来的家人都能看到大连人的勇敢和爱心。
在大连时,小强就是大连一方球队的球迷,还崇拜篮球明星郭艾伦,每周都要和朋友们一起踢足球、打篮球,因此他的身体健壮,虽然干的活很苦很累,但是他的身体都吃得消。
现在他变得更有耐心,和患者也时常能有一些交流。
患者看到他的防护服上写着“大连志愿者”,有的就会问他:你是大连的?你从大连来?你怎么到这里来当志愿者?得知他的经历后,他们都很佩服他,纷纷主动同他聊天。
虽然大连和武汉的方言有很大差别,但是小强每次都很耐心地去倾听,慢慢地他就能听懂了。
他感觉武汉的这些患者都很乐观,很友善,特别是54—56病床的患者,每天他去那间病房收饭盒时,他们就会让小强在大门口等着,不让他进去,他们自己把饭盒收好放进垃圾袋,然后放到门口。
有时小强要进到病房里去,这时如果患者没有戴口罩,他们就会喊小强等一下,等到他们戴好口罩,然后再让他进去,他们这样做都是在替他着想。
有位大妈从小强防护服上的字认出来他是大连来的志愿者,看到这个小伙子从那么远的地方冒着生命危险来医院做这么脏的活,非常感动。
刚入院时她的情绪不好,但自从看到这位甘于奉献的小伙子后,她的情绪也变了,她由衷地赞叹:只有中国才有这么好的青年,能够放下一切,从那么远的地方跑到武汉来干这么脏的活。
武汉服务志愿者队伍的何女士接到大连广播电台听众王建军的电话,知道小强在武汉第一医院当志愿者因为个高,穿的防护服不适合,缺大号防护服,就把手里所有的大号防护服都给送去了。
到了医院小强回复说正在上班,志愿者后来又给他送到了宾馆。
这让小强强烈地感受到了人间大爱的传递,爱的传递速度比病毒的传播快得多。
2月27日听了大连交通广播电台制作的第1期节目,小强告诉记者姜馨然:听得热血澎湃的,好像不是在说我一样,感觉自己变得高大上了。
接着他又表示:我得提升提升自己了,我可是大连的代表,下午患者看到我时说我的觉悟太高了。
他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乡亲们关注自己,感动得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小强在病房里收拾卫生的时候,患者也会对他说“对不起”,或经常向他表示感谢。
所有这些都让小强有了很强的成就感,他的心里也慢慢地开始生出了一些快乐和乐观,也会说一些幽默话,逗大家笑。
譬如有位医生说:小强,把袋子给我用一下,小强回答:好的,这就给你,伙计!结果把大伙儿都逗笑了。
小强在医院9楼护士站对面电梯口墙上贴了一张纸,上面用黑色的水笔写着:“大连小伙等候处,九楼女神守护者,若有需,召必回,请喊‘大连’。
”每个字里的点,他都把它画成了一颗爱心的形状,“回”字更是画成了两个叠在一起的爱心。
闲下来时他就搬一把椅子坐在那里守候着。
护士们需要搬东西、推送饭车什么的都喊“大连”。
他希望用自己的爱心之举给患者和医护人员带去欢乐,带去阳光。
进入病房污染区穿防护服的过程相当烦琐,也非常耗时,要求一丝不苟、严丝合缝。
先要戴上N95口罩,再戴上外科医用帽子,接着穿上一次性鞋套,再穿上全身套的防护服,然后戴第二层帽子,再穿上外隔离衣,隔离衣的系带系在背后,然后再穿上外鞋套,戴上外手套。
每天,小强都严格地按照这套程序来穿戴,不敢有一丝的疏忽和懈怠。
有一天傍晚,姜馨然连线采访小强,小强说时间快到了自己得马上走。
姜馨然说:就最后一个问题了!但是小强依旧坚决地说:不行!我得赶紧去病房,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小强变得特别有责任心。
从开始工作时的笨手笨脚心存恐惧,到后来他的每一分钟都过得很充实,不觉得苦也不觉得累,心里也没那么害怕了。
《南方都市报》和其他一些媒体看到小强的故事,纷纷来采访。
记者问他:等疫情结束了,你的愿望是什么?小强回答:我是第一次来武汉,疫情结束后,自己一定要好好转一转,看看疫情过后的武汉,特别是要去武汉大学看看樱花;回到家我首先要去看望父母,看看自己的爱人和孩子,希望能够早日回家。
小强把自己微信号下的“签名”改了:生命有终点,人生须无憾!是啊,人生须无憾!在他看来,自己此番在武汉的经历,大概正是命运安排他要为武汉做点什么,就是为了让他的人生不再有憾。
黑龙江医疗队的老乡经常给他送东西。
小强是一个重情义、讲义气的人,他说自己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些东北老乡,回去以后一定要去一趟哈尔滨,去看望这些亲人。
姜馨然逗他:你不先来交通台吗?小强回复:肯定去!回大连第一个去交通台找你们。
然后再去哈尔滨,再去南京。
姜馨然问:南京是个什么梗?小强回答:我所在的9楼病区,主管就是南京鼓楼医院的医生和护士。
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
小强又问姜馨然:我能进交通广播电台里面吗?姜馨然回答:能。
小强又问:可以带我媳妇一起吗?姜馨然回答:能,带你儿子也行。
小强说:回去以后我就不用怕人了。
我就可以说出我的名字。
我也想骄傲骄傲。
如今,小强火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焦点访谈、新华社、搜狐新闻、今日头条、红星新闻、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十多家媒体记者把他的电话都打爆了,还有多家知名的影视公司想用小强的故事拍摄电影。
最搞笑的是江苏一家电视台的婚恋节目组也打来电话想给小强牵红线。
但是小强却说:我不想火,我就想过平头老百姓的日子,我只想回大连踏踏实实过我的日子。
3月11日,大连援鄂医疗队刘领队来到武汉市第一医院。
经过协调,医院安排小强上午做了CT检查,结果很好。
下午做了核酸检测。
一切正常后,小强就要正式离开医院了。
他去和护士姐姐们告别。
护士姐姐说:我们都还没走,你怎么就走了呢?小强说:我到南京找你们。
护士姐姐说:到马林广场等着哦,安全回家啊!(作者为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研究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朝全)补记:3月30日下午,小强随同大连援鄂医疗队乘专机回到了大连。
4月13日在结束了14天的集中隔离观察后,小强做的第一件事是“铰”了个头,在路边摊吃了次小吃,然后到大连交通广播做了一期直播节目。
(注:本文图片由大连交通广播电台提供)(《人民周刊》2020年第8期)